原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生。就是一步步走。一点点扔。全部的事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此兵衅已启,本非衅自我开,且中国既不自量,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?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?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这种形势之下,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,他先去澳门,再避香港。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,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,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,改换西服,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。1896年初,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,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。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,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,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,号召大家进行捐款。巧合的是,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,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,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。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,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,说此人形迹作派,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,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,电文的内容是“自密诘倬厄峙匝裳”,完全是一封天书。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“自密”。梁启超一翻编码表,哦,明白了,这封电报是用“自”字加密的。他就把“诘倬厄峙匝裳”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“6113/0213/0618/3969/0560/5951”分别减去一个200,就成了“5913/0013/0418/3769/0360/5751”,再按照编码表回译,就成了“袁世凯王八蛋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,雄浑大气,跌宕起伏,用典精致。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,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惜国际政治,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。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,笑得“为所颠倒”,笑完了,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。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,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。慈禧翘首以望,却是石沉大海,一封回电都没有。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,成为晚清一代名臣。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,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,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,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,以应付中法战争。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,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,在西贡、金边一带侦察敌情,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。他回国以后,隐居数载,一部《盛世危言》横空出世,震惊中外。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,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,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了规范经营,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,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《电报局招商章程》,后增为《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》,上呈于李鸿章,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、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,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,政府不得干预,并且提出除军机处、总理衙门、各省督抚衙门、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,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,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,并要先付钱后发电。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、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、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、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,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。至此,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,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,动辄提到什么马电、艳电、皓电、铣电,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。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,29日为艳字,故名“艳电”,成了一个专有名词。1947年12月24日,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,亥指十二月,又是二十四日,所以史称“亥敬电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年,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。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,北洋的气焰大张,不堪打击,也在同年逝世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骆成骧一向对陈宦这个学生好感不多,若不是要借他反袁,都不大爱理会他。如今袁世凯已死,骆老爷子心满意足,至于陈宦会因为这封通电下场如何,他就没兴趣知道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才毕竟是天才,即便是走了些许弯路,仍旧快过别人。惠斯通很快掌握了许林格式电报机的基本原理,并作了改进,制订了几个试验计划——其中一个计划是从伦敦铺设一条电报线到伯明翰,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作是个大手笔。只可惜他的研究因为诸多因素,很快就陷入了瓶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,说动了柯尔。第二天,10月16日,柯尔趁送煤的时候,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,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,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,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营情况好了,股票自然水涨船高。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,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,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,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,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,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。一开始的时候,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。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,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,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,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。他对李鸿章说:“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,薪水由本局开支,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,应在军饷内开支,免在商本内归还”,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。这一举措,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、私设为正式,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。后来,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,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,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、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宦思忖再三,最后决定去请教一下自己当年在京师大学堂时候的老师,骆成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胡二人,一个被称为“商父”,一个被称为“商圣”,在性格上,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。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,严肃深沉;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,善于倾听。平常我们说“瑜亮之争”,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。只可惜,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,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侃(一说章太炎)就拿电报举过例子,说如以白话文来写:“爸爸死了,快点回来呀。”实在啰嗦,若用文言文写,只须4个字:“父亡速归。”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绪五年(1879年),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,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。盛宣怀认为,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、电报为先。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,可以稍缓,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“急起图功”。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,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,说动了柯尔。第二天,10月16日,柯尔趁送煤的时候,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,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,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,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。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,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,电令前线停战。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,却无力回天。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,愤然赋诗一首:“电飞宰相和戎惯,雷厉班师撤战回。不使黄龙成痛饮,古今一辙使人哀”,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。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…他看得入了神,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。等他回过头来,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,他托起纸条读道:“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……”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,然后放下纸条,用手托着头,继续往下听:“在高尔克村逝世……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,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。他便对柯尔说:“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?”柯尔点头,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,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,趁机说:“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,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。其实我也是一样,我是中国的基督徒,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,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,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。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,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,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,他也无能为力,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。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,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,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。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,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,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,只欠一根引线。云南一宣布独立,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,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。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,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,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,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。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,但工程开始没多久,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,工程被迫立刻停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。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,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,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。这在电脑面世之前,是个吃力的活儿。看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》的人,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这一章程,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,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。根据邮传部的记载,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“忤逆电报”多件,甚至说,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,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“跟从稽查”,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。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,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,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,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,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朝廷下令,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,“北上勤王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8年11月份,日军进入湖南,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,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。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,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,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。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,长沙军民伤亡惨重,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。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,12日的韵部代码是“文”,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“文夕大火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诗里写的是相思之苦、别离之情,载体却不再是手帕、铜镜、信笺之类的传统寄托,而是一种能够“一闪至君旁”的好玩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料这第二封电报却让蔡锷与冯玉祥很是不满。当时冯玉祥与护国军商定的停战条件,就是让陈宦通电四川独立,现在他发起通电来半遮半掩,只纠缠于退位优待的问题,却不言明自己立场,实在无法取信于人。迫于这种压力,陈宦不得不再去请教骆成骧。骆成骧告诉他说时机已到,箭可以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慈禧一怒之下意气用事,再加上毓贤、刚毅等满族大臣屡屡谗言,她竟然准备依靠义和团来“扶清灭洋”,最后竟干脆地干出了对英、法、德等“天下万国”宣战的可笑愚举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。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,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,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。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,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,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。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,不敢怠慢,立刻着手安排人手,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。国内很快给了批示,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。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,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,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,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,还警告说别乱来。这让他左右为难,苦思无良计,只得姑从杨儒旧计,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,一俟孙中山登陆,即行严密监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:“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,方能拒福、汕将至之英线。”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,来一个釜底抽薪,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人发通电,也不是没有先例。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,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。唯独这位老先生,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,颇有些“有意见要通电,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”的精神头儿。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,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,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,喊出“中国人不拜天、又不拜孔,留此膝何用”的论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,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,只欠一根引线。云南一宣布独立,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,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。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,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于李希杰,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,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,批了一个斩立决——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,坏事做尽,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,“通电”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,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,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——乃至于有人说“不读通电,则民国无史矣”。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,上台要通电、下野要通电、嘉奖要通电、谴责要通电、讨伐要通电,和谈要通电,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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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曾经最美的花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佶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不在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光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它像是锋利的刀子穿入心脏的快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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