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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

也会让人觉得寒冷。

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,大学想攻文史,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,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。知子莫如母,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,明白他的理想守望,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,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:“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,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,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,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。”如今新书付梓,儿子一偿夙愿,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。
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、陈平国主持设计,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,自光绪三年(1877年)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,到九月初五完工。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,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,到安平镇海口;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,也就是今天的高雄,全长40多公里,共设了3个电报局,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、安平镇鲲身和旗后。
这段佳话还有个小小的注脚,兆和生怕沈从文这个老实头不明白二姐电报的含义,又偷偷一个人回到电报局,拟了一封电报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”。无奈发报员看电报是白话,又有平常从未用过的“吧”字,坚持不给发报,兆和求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应。否则,这封电报没准还能以“第一封电报情书”之名一同载入电报史册呐。
他慢慢地记下来。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,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。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,他早就不去留意了。他耳朵听着,手机械地记着,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。
从官府的角度来说,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,还多了一层矛盾。那就是“官报”和“商报”的顺序之争。
说到这个,不得不顺便提一下那起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——“泰坦尼克号”沉船事故。话说当初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组织之所以选择SOS这3个字母作为国际救援信号,并不是因为有像有些人所猜测的,是Save Our Souls(拯救我们的生命!),Save Our Ship(拯救我们的船只!),Stop Other Signals(停止发送任何其他信号!),Sure Of Sinking(船就要沉了!)这些词组的缩写。只是因为这三个字母的电码“...---...”(三个圆点,三个横线,然后再加三个圆点)在莫尔斯电码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,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。
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,一直到1925年,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;到了1949年,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;到了1958年,改用拼音电报。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,直到电报消亡。
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。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,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。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,郭松龄大怒道:“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?”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,起草通电,讨伐张作霖。
所以慈禧一反手,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,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;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,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“百日维新”。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,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。
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。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,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。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,谕令天津全城戒严,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。康有为的计划里,曾经有杀掉荣禄,夺其兵权的内容。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,又气又怒,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。聂士成、董祥福两部兵勇把天津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,最后在塘沽码头发现康有为登上重庆号的记录。
谈判一开始,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,让盛、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,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。这建议貌似谦折,其实暗藏玄妙。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,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,虽然仍是干线,质量却大不如前,维护费高,利润却低,已成鸡肋;而福州、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,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,都被朝廷拒绝。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,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。
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,就等于完全作废,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。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,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。最后英国、俄罗斯、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,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。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,这主意也不新鲜,叫做暗渡陈仓。
饶汉祥身后留下《珀歼文集》八卷,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;他还留下了《黄陂文存》,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,不多不少,也是八卷,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。
一则为师生,二则年纪悬殊(两人相差8岁),三则沈从文是个面皮极薄的人,周围的人多不看好这段恋爱。可笨人也有笨办法,沈从文就发挥了他的特长——写作,开始对兆和进行了热烈的情书攻势。
就在这时,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。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,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,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,畏罪潜逃,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,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。
不是物以稀为贵,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,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。

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,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。
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最后,最后的结局是段祺瑞、冯国璋双双退出总统竞争,由北洋老油条徐世昌上了台——南北和谈不和谈不好说,总之是暂时打不起来了。
李鸿章是何等样人,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,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,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,自然连声称妙。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,并写下亲笔书信,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,请李的老友、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,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。
丁日昌如此举动,是有深刻原因的。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,也就是1874年。日本政府通过《台湾番地处分要略》,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。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,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,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,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。
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,此人事迹容后详叙。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,废话连篇,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:“张振武是坏人,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。”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,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,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。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,而且全是加过密的,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,其效率可想而知。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,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,手法格外生疏。这一译,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,才算是译完。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。
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“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”的时候,《时务报》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《电浪新法》:“用大小合度、力量相当之电机,数英里之遥,凭空发信,现用哈子(赫兹)法之电浪试验”。“于一英里之外,设一电机,并在隔一山处,亦设一机,激动电浪,则两机俱应,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。”这两篇报道,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。
“废督裁兵”不过4个字,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,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。本来举国人心厌战,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。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,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。比如开头一段,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,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。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:“众意所趋,情词迫至,人非木石,能无动怀……所以严万世之防。亦既引咎避位,昭告国人,方殷思过之心,敢重食言之罪?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,我独不愧于心欤?”拐弯抹角,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。
一开始的时候,电报总局是“官本官办”,也就是说,是绝对的国资企业。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,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。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,他向李鸿章申请,将电报总局改为“官督商办”,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。对于李鸿章的质疑,盛宣怀认为“中国兴造电线,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,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,力图久计”。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,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,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,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,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。应该说,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,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。
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,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,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——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,他叫冯玉祥——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,又佩服蔡锷。两下倾谈之后,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,连写了数封书信,让冯玉祥带给陈宦,对他晓之以义,示之以利。
说句题外话,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,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,潜逃不归。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。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,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。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,有说是兄弟恩怨,有说是湘军内讧,有说是谋逆倾轧,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。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,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,这次儿子出事,他大义灭亲,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,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。
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:“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,方能拒福、汕将至之英线。”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,来一个釜底抽薪,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。
说到这个,不得不顺便提一下那起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——“泰坦尼克号”沉船事故。话说当初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组织之所以选择SOS这3个字母作为国际救援信号,并不是因为有像有些人所猜测的,是Save Our Souls(拯救我们的生命!),Save Our Ship(拯救我们的船只!),Stop Other Signals(停止发送任何其他信号!),Sure Of Sinking(船就要沉了!)这些词组的缩写。只是因为这三个字母的电码“...---...”(三个圆点,三个横线,然后再加三个圆点)在莫尔斯电码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,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。
没过半个月,一代枭雄病死了。据说他死前口称“他害了我”,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,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。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:“筹安六君子,送命二陈汤”,其实汤芗铭、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,真正起关键作用的,还是这个“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”的陈宦。
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。盛宣怀的这份英明,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。
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,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,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“但密陈督抚,勿声张”,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,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,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“伪诏”!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,既然是“伪诏”,又何必要执行呢?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,“恳请严禁暴民,安慰各国,并请美国居中调停”。
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,就等于完全作废,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。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,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。最后英国、俄罗斯、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,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。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,这主意也不新鲜,叫做暗渡陈仓。
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,表现的很迟钝,恰好相反的是,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,却十分敏锐。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:“查外洋之轮船,捷于中国之邮递。一切公事已形制肘。若再任其设立铜线,则千里而遥,瞬息可通,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,以骇视听。”这从一个侧面表达,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,通讯手段的革命,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,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。
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“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”的时候,《时务报》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《电浪新法》:“用大小合度、力量相当之电机,数英里之遥,凭空发信,现用哈子(赫兹)法之电浪试验”。“于一英里之外,设一电机,并在隔一山处,亦设一机,激动电浪,则两机俱应,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。”这两篇报道,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。
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,只有中国是四码,所以叫做四码电报。
借着收归国有一事,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,盛宣怀退避三舍。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、郑观应、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,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。北洋、洋务、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,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,也没有多少好转。

这两个人都热衷于电报机的发明,于是一拍即合。依靠着库克的活动能力和惠斯通的智慧,很快便制造出了一款五针电报机。

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,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。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,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,电令前线停战。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,却无力回天。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,愤然赋诗一首:“电飞宰相和戎惯,雷厉班师撤战回。不使黄龙成痛饮,古今一辙使人哀”,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。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。

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,写下了“除通电外一事无成,吴佩孚。”11个大字。这句批语着实利害,虽有些偏颇,却入骨三分,就算吴佩孚亲临,恐怕也是哑口无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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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美评论

Comments

去阉
可你就是没法不爱他。
去的

我不知道该怎麽帮你,

爱情
言尽斐然。
雷艳婷
带你沉溺五湖四海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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